北影节上塔尔科夫斯基套票几十秒售罄，并不是告诉说我们中国观众都是那么崇高，而是告诉我们说这批观众量已经足够大了。那么从美国超级英雄，到塔尔科夫斯基，中间很多很多的层次，现在需要我们中国导演用诚意去制作出不同层次的影片。

让一个工人爱搬砖，或许是无耻的。让一个电影人爱电影，是必须的。

现在的一代观众，就是拿着iPhone长大的一代。我们也许不能理解，但是他们的确有不同的欣赏方式。网络会让电影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像网飞（Netflix）一样，拒绝影院，而是我们让一部电影能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观众。希望在大银幕上看电影的观众，他们依然有权利去影院看，网络不能剥夺他们的选择。网络是给了一个分流的空间。这是为什么我认为网络可以救电影。

把故事说好，把人物做好，这样我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

一旦我们丧失了影院，我们就丧失了电影。那就是敲响电影丧钟的时刻。

爱电影的朋友请去电影院，让电影的生命无限延续。

最近台湾有部现象级的电影叫《台北物语》，是一个70岁的老导演很难得拍成的电影。技术很糟，故事很坏，可是却引发了观影狂潮。这个牵扯到台北自己的电影工业，它有它畸形的发展。而且有一种对于娱乐最简单的满足。比如大家嘲笑他拍得很差，对于这个的一种渴望和需求。所以它变成了一种取代艺术和高尚品位，说得传统一点，对于雅物的不耐？观众去观看，去嘲弄这些恶俗的东西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我觉得，观众是导演的对手。导演如何用自己最大的诚意和努力拍电影，这才叫尊重观众。观众是一个一个的人，众口难调。我们没办法去猜观众喜欢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拍一个电影一个故事的时候，你自己喜欢不喜欢，你有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去讲述？

电影要顺着拍，就像让一个孩子成长一样。电影、角色、故事、人物、都在拍摄和创作的过程中有机互动，一同成长。

《金枝玉叶》从开机到上映就一个半月。我们拍得很认真，最后上映反响也不错。我们对于这部电影也非常有爱，这难道不是工匠精神了吗？现在筹备一年，两年的戏，有的还没有我们那时候拍得好看。

我全用新人，不是省钱。我就是懒得和明星们打交道。我拍《芳华》的演员，一起集训了五个月，真的像文工团里的战友了。最后我拍他们解散的戏的时候，这么简单一场戏，现场所有演员泣不成声。真情流露。

作家和导演间的“不愉快”合作——“王家卫不需要编剧，他需要一个能和他聊天的打字员”

这两种“不愉快”，我反而是愉快的。明明我是一个创作者，但是我在他们身边，我可以跳出我作为创作者的身份，去尝试一些我没有尝试过的想法。

文学和电影间不存在依赖性——“拼命膜拜IP是极大的愚蠢”

如果说院线买不买账啊，没有明星啊……这些新人反正我看着特别舒服。拍完了我都不愿意解散。

导演和编剧之间，是要相互揣摩的。创作者之间的相互服务的。创作者不是自己当神，发号施令，当上帝的。创作者是在和全天下创作者一起学习、工作、分享的。

我支持影院，希望保有影院观影。现在有好多宅男宅女，宅内的世界越来越完满，宅外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希望大家有借口走出宅，走进城市空间，彼此相遇。

至于王家卫呢？他不需要编剧。他需要一个能和他聊天的打字员。他需要我随时提供对于这部影片的想法。

谈观众和导演之间的关系——“别把观众当上帝，要当对手，要像尊重对手一样尊重观众”

用新人是懒得和明星打交道——“提前三天进组，这都算仗义的了”。

很多导演从文学当中获得灵感，从文学当中获得素材，但是这不意味着电影对于文学的依赖性，或者电影对于文学的从属性和次要性。这正是今天我们拼命的膜拜IP极大的愚蠢和陷阱。

刘震云和冯小刚导演是长期的合作者、朋友，他们是很少的特例，一个著名作家和一个著名导演同时成为在电影制作当中的搭档。很少有这样的例子，一般的作家在和导演合作的时候把自己完全变为一个服务者，刘震云仍然保持着作家身份。

从刚开场刘震云“主动跑题”开始，整场论坛直接成为了嘉宾们的“金句秀”。作家张大春愉快地分享了自己和王家卫、侯孝贤两位大导演合作的“不愉快经历”。陈可辛导演也在和戴锦华教授关于电影的生死存亡这样的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观众提问环节，一位观众的“你幸福吗？”的提问更是点燃了“小刚炮”，妙语连珠坦率直言让大家应接不暇，连连鼓掌。让我们赶紧发车，看看这四位大咖在这场上影节最精彩的论坛上都说了些什么。

别把观众当上帝，要当成一个很不好对付的对手，要像尊重对手一样尊重观众。

《七月与安生》，在影院里只有400万人次。结果到了网络上上线后有超过6000万的点击。

腾讯娱乐专稿（文/耿飏 郭千华）

师从胡金铨导演的收获——“工匠精神是细致和不妥协”

网络也许是电影的未来——“网络让一部电影能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观众，而不是单纯拒绝影院”

也来说工匠精神——“要拍自己喜欢的故事”

我们要看到电影和文学，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媒介，是两种不同样式的艺术，毫无高下可分。20世纪60年代，电影向世界证明了可以处理人类有史以来最幽深、奥妙、内在的主题。也就是说文学用几千年证明他们做到的东西、电影在一百年当中证明也能做得到。而且电影所能够做到的方式是文学也许做不到的，因为它受到了媒介的限制。

和电影恋爱——“好电影的标准变得简单了，就是能把我还原成普通观众的电影”

今天，我们有个隐形的大象在屋子里——网络。网络是真正让电影分流的未来。

尊重观众的内心，和尊重观众口袋里的钱，那是不一样的尊重。

烂片高票房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变坏——“票房高低意味着观众趣味的新旧交替”

对我来说现在衡量好电影的标准变得简单了，哪一部电影把我还原成普通观众，让我忘记了挑剔，让我陷入单纯的感动，就是好电影。

我很好奇，为什么非得改这一句？

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我想他应该去拍了吧。

谈新时代宅文化下的观众——“宅男宅女们要走出来，彼此相遇”

聊电影市场和院线——“一旦我们丧失了影院，我们就丧失了电影”

我刚拍完《芳华》，这是我自己花钱拍的电影，赔了就赔了。我拍这个电影不讨好谁，就讨好我自己。很多导演先从文艺片开始，我是反着来的。我拍商业片赚了好多钱，那我再回来拍我喜欢的。我想拍一个圆的我就拍一个圆的。你爱看不看。

刘震云你问我，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好电影？我觉得很难定义。我和电影恋爱了一辈子。在我看来，电影首先是艺术。最近，电影似乎变成了产业的代名词。如果说电影是艺术的话也就是它必须是原创，每一部好电影和每一部好电影都不一样。

他老说自己特别笨，不会走捷径。比如当时我和他筹备《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那是一个调查体的小说，没有具体的人物，怎么弄成剧本呢？我们俩坐在大杨树下，思考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出发，上路。于是我们沿着小说中的路线，走了山西、河南、重庆。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张张生动的面孔，看到了蒋介石、白修德这样的历史人物。

都说观众是导演的上帝？这多扯淡啊？

分众的时代，中国电影这么大的规模和盘子，给各种各样的电影提供了可能。所以2016年虽然不乐观，我觉得乐观的是各种小片开始有了进入影院的机会。各种我们过去称之为独立电影的影片开始跟观众见面。

刘震云呢？他说自己没有这么大本事，写一个剧本改一次就好。比如《一九四二》、《手机》(电影版 电视版)、《我不是潘金莲》的剧本创作过程中，筹备了数年，改了无数次，哪怕我说“差不多了，行了”，刘震云还是依然在改。

我是进入了自由忘我的状态了。我现在是不再会被什么东西绑架了。这就是我愉快的根源。我也反对导演踏着制片人的尸体进行探索艺术，“一将功成万骨枯”。要是非得踏着尸体，我就踏着我自己的尸体吧。

陈可辛：

你弄这些，明星行吗？ 提前三天进组，这都算仗义的了。

还有一个跟上海有关的故事。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上海老师傅做西装做得好吗？穿得舒服吗？我说不知道。胡导演说很简单，他给你量了身以后会低身的在你耳边问你一句，你放左边还是放右边？

记得拍《一代宗师》时有次吃饭，我手机收到了短信，是王家卫发的：“宫老爷子进金楼，要打，在打之前会说什么 ？”我回复了他，刚拿起筷子，手机又响了：“宫老爷子进金楼，要打，但是最后他又不打了，会说什么？”过了5分钟，又来了：“宫二要进金楼，要打，在打之前会说什么？”得了，我说也别吃了，就把对白都发给他了。

从刘震云身上看工匠精神——“会做的事儿自己没有做好，是不能原谅的”

从二十一世纪初叫越看越骂，越骂越看，到后来发展成不烂不卖，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怪现象。

戴锦华：

结果几个月之后看电影，我发现，根本没有这场戏。

对于好电影的最低要求，就是在制作上要及格。今天在上海电影节的主论坛上，谈工匠精神，我想我们是在谈怎么在今天的行业中画下一个底线，让我们从底线出发。

这就是笨办法。现在大多数编剧都在用聪明的办法做剧本。很多作家觉得，写剧本有点丢姿势。写小说涨姿势。很多编剧在签合同的时候都会定下来只改一稿。

不会做的事没有做好，情有可原。会做的事儿自己没有做好，是不能原谅的。不是别人不能原谅，是自己不能原谅。和刘震云相比，我在工匠精神上确实尚有差距。

导演说，我们的剧本在春秋时期，那个时期的人，会通过“来生”来思考问题吗？我说了一个《左传》里的故事，想要证明我的想法。导演听了说，不是，是到了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之后，才有这样的思想。

你问我开心吗？ 我很开心啊！只是我并不见得非得冲着谁无耻地笑。

我从来没有盲目地反对商业片，因为可能他们仍然能够赢得某一种大众。但是没有任何人试图去把握，比如80%以上的大众，因为这个是分众的时代。

作家和电影导演合作，是不会愉快的。比如我和侯孝贤导演合作，我只是个龙套演员，而且对于故事，我是有想法的，可是我还要听他的。

我更喜欢今天电影仍然是一个朝向世界、朝向人类方方面面的窗口。如果你有心，你仍然可以在电影当中找到一切。而相反你甚至不能在电视、网络或者诸多的屏幕上面找到的东西，会在电影中找到。

无论我们是否持有导演中心论，电影编剧其实也是所有主创人员当中的一个，它和摄影师、美工师、演员一样，是一个环节。能不能真正把自己放在一个环节，而不是作为作家的时候，你就是某种上帝，你主宰你的世界。进入到电影这样的一种艺术、制作环境中的时候，一个电影编剧要有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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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

我和我的师父，胡金铨导演，合作过两个剧本。虽然最后都没有拍出来，但是我学到两个故事。我记得我和胡金铨导演在一个motel（汽车旅馆）里改了八天七夜的剧本。 导演在散落一地的剧本纸上挑出了其中一句台词，说：“一定要改。” 那句台词是主人公说愿以来生报答恩情。

这样的细致，就是一种工匠精神。

张大春：

票房意味这一种观众趣味的新旧交替。对于电影世故的观众和学者，或许对于当下的现状感到不满，愤世嫉俗。同时，更多的观众，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对于电影的趣味。

我很羡慕小刚导演，能豁出去，能拍自己想拍的东西。曾经市场流行什么，我去做，可是等我做出来，市场的潮流已经过了。

由腾讯娱乐、腾讯视频主办的上海电影节主论坛“用工匠精神打造中国电影”于6月18日下午举行，导演冯小刚、陈可辛与学者戴锦华、作家张大春坐而论道，作家、编剧刘震云主持论坛。

拍电影快乐吗？——“拍电影不讨好谁，讨好自己，就是快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