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债与抱团自救,疫情下的印度贫民窟：失业

（图说：希奇（右）和儿子。图/The Washington Post） 今年45岁的拉利塔·希奇是一名家政工，每周为三个家庭打扫卫生。自封锁以来，她无法外出，两个分别在审计事务所和药店工作的儿子也丢了工作。存款所剩无几，所幸当地援助组织发了一些大米和小扁豆。她对《邮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吃的，会饿死。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如果继续封锁，我和我儿子马上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了。”

但被病毒感染是明天的危险，饥饿与贫困才是今日的威胁——封锁下的贫民窟里，一些居民开始积极自救。 底层居民的失业自救

当达拉维确诊病例仅有100余例时，印度病毒学家贾米尔·萨希德就指出，孟买核心地区1200万人口中有65%的人生活在贫民窟里，疫情在贫民窟暴发“只是时间问题”。

疫情下的达拉维贫民窟陷入了寂静。 这座位于印度孟买市中心、曾拍摄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贫民区面积仅2.1平方公里，聚居着约85万人口。相当于2891人挤在一个11人制标准足球场里。他们中有出租车司机、佣工、手工匠人、裁缝、拾荒者和小商贩。他们支撑着印度的经济，却因封锁而失去生活来源，被病毒与贫困两面夹击。

另据报道，尽管印度政府制定了每人每月5公斤的派粮计划，但每个邦的执行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只有持有配给卡的人才能领到粮食。很多达拉维的居民都是从其他邦移居过来的，无法注册配给卡，因此并没有领取粮食的权利。 此外，孟买市政官员每天为近2万人提供两次便餐，但对于达拉维85万人口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因此，苏雷什等人的民间互助尤为重要。

（图说：达拉维贫民窟内的居民们戴着口罩或用面纱遮面。图/ThePrint） 贫民窟内外的封锁还在继续。对于苏雷什说，“宅家抗疫”生活并非没有好处：不用早出晚归，打破上下班的时间表，有时间和家人呆在一起——明显的坏处则是体重长了12公斤。

苏雷什说，现在有15个志愿者一起为互助项目工作，五月份已筹到了1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4077元）的资金，能为150户家庭送去援助，“这个月能帮多少人还得看筹到多少钱。” 4月14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一次讲话中承认了全国封锁带来的“巨大苦难”，并推出了一套经济援助方案，包括为贫困家庭提供食物援助和小额现金救济等举措。但有媒体认为，相比美国使用GDP的11%来实施经济补助，印度政府划出GDP中不到1%的金额很难满足贫困人群的需求。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程靖

《印度斯坦时报》外文版总编乔杜里称，印度军方于4月初进驻了达拉维，在贫民窟里建起多个隔离帐篷作为“方舱医院”，若居民接受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就会被送到隔离帐篷接受治疗，重症患者则会被转移到当地医院。 孟买市政助理、负责达拉维片区的官员迪加夫卡尔曾说，由于贫民窟很难严执行社交隔离，最好的办法是筛查出潜在感染者并尽早将其隔离。另据《印度快报》报道，本周四起，为大规模筛查达拉维的潜在感染者，孟买市政集团（BMC）启动了18个流动诊所，每个流动诊所由一辆救护车、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截至周四，达拉维已有40万居民接受了筛查，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孟买官员称，希望对达拉维所有人口进行两次筛查。

达拉维的司机只是疫情下印度劳动力境况的缩影。据《华盛顿邮报》引用高盛经济学家的分析，印度的全国“封锁”造成了至少1亿人失业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失业率已飙升至27%。 德里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协会的高级顾问卡普尔表示，在印度数目庞大的非正式劳动力“没有社会福利网，甚至没有最低保障” 。

但政府纸面上的抗疫举措与现实依然有一些落差。苏雷什告诉记者，他所住的社区，至今没有见到过医护人员前来进行筛查。防疫物资的价格很高：一瓶免洗洗手液要价200卢比，抵得上达拉维居民两天的伙食费。苏雷什有几个N95口罩，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些人用布料、手帕自制口罩，“许多人连饭都吃不起，怎么可能花钱买口罩呢？”

食品、消毒液、肥皂、牙膏……苏雷什·库马尔和同伴们正在清点物资，分成一包一包装好，准备分发给因疫情而失业的邻居们，购买物资的钱是苏雷什与友人们众筹来的。 43岁的苏雷什是孟买达拉维贫民窟的居民，3月14日起，他所任职的出租车公司因疫情停工；25日，达拉维被封锁。苏雷什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自己和家人已在家“自我隔离”两个月了。

（图说：苏雷什一家人。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生活在达拉维的司机中有80%～90%都不是合同工，是按月、甚至按天结工资。”苏雷什告诉记者，“现在我估计80%以上的司机都失业了。”

达拉维也不仅仅是贫民们的住所，更是生产经营场所。自19世纪中叶印度城市化进程启动以来，全国各地的低收入人群迁徙到此地，定居在达拉维，各式手工作坊，裁缝铺、面包店到制陶工场、皮革工厂，肥皂工坊和废品回收站平地而起，带动了贫民窟里大量非正式就业——在这面积仅2.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约5000家小企业和1.5万家小型工厂，生产的商品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远销海外，每年商品交易额超过6.5亿美元。

（图说：达拉维贫民窟，一名男子穿过路障。图/The Washington Post） 为避免贫民窟疫情出现燎原之势，当地政府采取了相当积极迅速的防疫举措。在报告确诊病例后，孟买政府在达拉维设立了多个路障封锁了重点地区，所有居民都不允许随意走动。达拉维的一所学校、一个体育场和一间废弃医院被改造为隔离点。

（图说：达拉维贫民窟。图/EPA-EFE/Shutterstock） “橡子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坎伯的父母就是达拉维一家小型废品回收公司的经营者，他们担忧，如果公司关了，就无法给员工发工资。而拾荒者原本就处于劳工阶梯的最底层——每捡到一块塑料，只能赚3美分（约合人民币0.2元）。坎伯对《邮报》表示，如果封锁持续，不知道达拉维居民该何去何从。

苏雷什的家是达拉维贫民窟里一间13平米的小屋，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共住。他每月要花7000卢比的租金（约合人民币657元）。他告诉记者，身边的司机同行通常一天收入1000卢比，其中300卢比是油钱，此外还要维护车辆，支出生活开销，一旦失业，日子将难以为继。

（图说：达拉维贫民窟，一位妇女坐在家门口。图/Reuters） 居住环境拥挤、难以社交隔离、缺乏公共卫生设施……达拉维贫民窟曾被国内外媒体称为“印度疫情的定时炸弹”：截至5月23日，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已成为印度疫情最严重的邦，累计确诊近2.9万例；达拉维贫民窟则是“震中”的热点地区，23日单日新增确诊36例，累计确诊达1514例，累计死亡58例。

苏雷什和友人们决定帮助失业的人。苏雷什是个热心人，曾与友人们一起运营着一个叫做“杰宾姆基金会”的非营利团体，旨在用印度“贱民之父”安倍多伽尔的理念来帮助达利特人（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阶层）争取权益。苏雷什和达拉维另一些非营利团体一起发起了众筹。 苏雷什告诉记者，四月份他们在网上众筹到了30万卢比，用这笔钱，他们购买了足够分给300户人家的口粮，以及消毒液、肥皂、牙膏等清洁物资，给每家每户发了10公斤大米和10公斤面粉。

比大多数邻居幸运的是，苏雷什的司机工作有份合同，尽管没有出去开车，他依然收到了三四月份的工资。但他告诉记者，不知道五月的工资还发不发，“月底我就知道了。” 没有承诺和保障的工作就脆弱得多：希奇做家政工的20多年里都在为固定的三户人家打工，但从疫情开始后，她试图联系服务了小半辈子的雇主，希望对方能够伸出援手，但雇主不是不接电话，就是闪避她的请求。希奇到现在也没法相信，有些绝望：“如果连他们都不帮忙，我还能指望谁呢？”

（图说：除了苏雷什的团体外，有不少公民组织为贫民窟内的贫困人群发放援助。图/The Washington Posst） 疫情下的零工经济难以为继

苏雷什告诉记者，上周接到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电话，让他近期不要去公司，“大楼管理处要求，不让司机进来，达拉维居民也不得入内。”拉利塔·希奇的二儿子也因达拉维居民的身份而被药店解雇。平日里“达拉维居民”就是底层身份的象征，在疫情中更是让人避之不及。 但达拉维的生存环境与卫生条件确有诸多防疫难点：建筑物密集低矮，排水沟暴露在外，污水遍地，多数家庭居住面积不足10平米；自来水每日限时4小时，约73%的居民使用着180个公共厕所……早在印度零星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就有媒体担忧贫民窟会是印度疫情的“定时炸弹”。

达拉维的防疫图景只是印度城市贫民生活境遇的一个缩影。印度有约6500万人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他们多数打着零工、拿着低薪，支撑着经济金字塔的最底端，却无法享受良好的公共资源和社交距离的“特权”，在大流行病与贫困的两面夹击中度日。 黄昏中，乔达里和家人们在等待夜幕降临后的开斋。作为穆斯林，斋月应是一年中节日气氛最浓重的月份，而家门口平日里总是摩肩接踵的窄巷，如今是一片死寂，“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达拉维。”

平日里开着一家手机维修店的乔达里要养活一家七口人，但维修店关闭后，他失去了生活来源，甚至没有拿到非营利组织发放的援助食品。乔达里告诉《邮报》，他的钱只剩侄子储蓄罐中约合人民币70元的钱，还够全家人吃一周，再往后就不得不去寻求援助。 贫民窟防疫有多难？

乔达里的手机维修店已经两个月没有交租了。隔离意味着没有收入，他的不安与日倍增。父亲患有心脏病，乔达里不敢让他出门冒险，只能让他戴着口坐在窗边透气。上周家里的钱用完了，乔达里不得不向朋友借了1万卢比，以购买家里的伙食。 “活了四十年，我从来没有这么无助过。我好像被斩断了手脚一样，被迫乞讨。”乔达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