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新建商品住宅,满是打工人的哀怨,卷飞了的二线城市,新一线城市

对一些“大厂”而言，将研发、运营等核心岗位放在一线城市，将销售、客服等劳动密集的岗位放在成都，低价招揽性价比的人才，可以节省更多成本。

以成都为例，网上很多年轻人吐槽成都卷，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要低于佛山、东莞等地级市。三四千元的工作，一堆人投简历，研究生的学历，还得被企业HR一顿强势地PUA。

一座城市的“成功学”，应该将重心放在留人，而不仅仅是抢人上。而做好产业建设，提供更多的优质就业岗位，同时让房价更友好，让配套更完善，让营商和法治环境更健全，才是留人的关键。

相较于抽象的数字，一线城漂的感受会更直观。没完没了的加班，遥不可及的房价，动辄掏空钱包的消费水平，它让大城市机会更多、更公平的优势，显得无比苍白。

这两年，很多人吐槽二线城市也难待，这并不是一种矫情或者错觉。事实上，在一线城市开始功能疏解的背景下，二线城市已经成为吸纳新人的主战场，它们的人口流入速度，正在打败一线城市。

但现实似乎很扎心。一线到二线的流动，现在成为一种集体选择，这条降维生存路线，如今也变得拥挤不堪了。

当考公考编的人多了，进体制这条路，就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当一座城市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流入，流动人口和本地土著，外来毕业生和职场老人抢饭碗，这座城市想不卷都难。

为什么如此年轻化？出生人口下降的背景下，这些城市的平均年龄，还是被外来年轻人拉平均了，同时，还有很多打拼者最后回到了故乡。

那些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二线城市（又或者叫“新一线城市”）过得还好吗？

当很多人带着一线城市的资源，去二线城市降维谋发展时，更多的流动人口，是在背井离乡，从小城市跨越到大城市讨生活。

于是，“在最贵的写字楼，打最猛的推销电话”，成了很多“蓉漂”的工作状态。

“出逃”的年轻人忽然发现，二线城市的房价虽然更低，但好的工作机会也一样不容易找。

二线城市带来的内卷感受，还会因为滤镜被打破而放大。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扎堆往二线城市跑？这当然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滤镜太强大了。

所以，认为人口增长速度领先，就意味着一座城市的成功，那可能是过于肤浅了。这背后，也反映了一城独大之下年轻人选择面的狭窄。它是一种抢人竞争优势，但也可能演变成一种发展局限。

就连以安逸著称的成都，也正在失去了它的从容。比如，有位作者这样写道：

就像前面说的，一个四川县城的人去成都打工，或者一个河南地市的人去郑州就业，往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一定是这座城市有多好，更可能是相对于困守在故乡，这座城市提供的机会至少不那么坏。

因此，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当二线城市被贴上新一线城市的标签，当新一线城市的概念被反复炒作营销时，它的“新”，到底应该体现在哪里？

但你想想，如果回到小城市，那些学历贬值的年轻人，又能够干些什么工作？

所以在广大二线城市，才会出现一种矛盾的景观：在舒适、安逸的滤镜被打破后，一边是大量打工人喊难，一边是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形成一种“围城”状态。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所有的卷，最直接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人多。

成都背后的四川，常住人口8000多万，2022年有超10个市州的GDP在2000亿元以下。

以成都为例，你知道成都最火的就业岗位是什么吗？销售。一份被引用多次的机构调查数据提到，“2020年4月，成都销售类职位的企业招聘需求超过一线城市，跃居各重点城市之首”。

这种想法不算错，但很容易忽视人口流入的真实动因。

2022年，四大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历史性地集体负增长，合计减少约27.5万人。而长沙、杭州、合肥等二线城市，都实现了17万左右的增长。2021年的人口增长前三是成都、杭州和南昌。而在发达的长三角，六普到七普十年间，人口增幅最多的是杭州、苏州、合肥，然后才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