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拍的不是主旋律,拍的是香港！

所以，我们从影片的三条主线人物即可看出，《明月几时有》与以往的历史题材战争电影的不同，这些主角人物皆非需要去歌功颂德的历史英雄，他们的出身甚至不被详细记载：

但《明月几时有》不是《建国大业》，不是《南京！南京！》，更不是《珍珠港》。

观众在被镜头切回到现实中去时，可以有时间去审视这段历史，而梁家辉在镜头面前则是像极了一个亲历抗战的情报员，在老师方姑的指引下小小年纪便保家卫国，梁家辉苍老憔悴的皱纹间，透出的是人生无常后的平静，波澜不惊的陈述下，是对往日这些角色的缅怀，他最后对着镜头忍不住泪水外泄，“克制”下的“爆发”。随着久石让绵缓的配乐，将这种“克制”恰当好处得带给观众，你可能不会一下子觉得震撼，却能在影像结束后回味无穷。

香港即在许导的镜头之下。

许鞍华选择了先去陈述香港的历史，再去说那段“抗日伟迹”。这两个维度所形成的观影落差形成了影片上映后，诸多对该片“不置可否”的评论，但许鞍华以往作品中最看重也正是“还原生活的真相”。

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领头的“东江纵队”游击队、霍建华饰演的锦荣地下党、周迅饰演的方姑与电影叙事者梁家辉组成的民间情报员。

许鞍华出乎意料得将全片最触动人心的情感渲染交给了一位主线故事外的叙述者，他起承着方姑那一代人的英勇，在历经千帆后，镜头交代了他的身份：不过是个的士司机。

《明月几时有》是反高潮、反戏剧性的表达手法，它看似“散”，却始终不离三条主线，达到形散神不散的叙述效果，每个角色都成为一个个体。

黑白转为彩色，回忆遁入现实，梁家辉默默地坐进的士车内，那副有些花白的眼镜后是无尽沉默，历史过去了，明月就在维多利亚港湾的当空，而那些曾经一起战斗的先辈朋友们，被永远埋藏在历史的脚步下了。

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题材，许鞍华却选择了用平缓至极的镜头语言去缓缓道来，我们看惯了雄伟历史巨制中费劲千金的轰然，亦对“爱家国、洒热血”的悲壮习以为然。

电影一开始便以护送郭涛、蒋雯丽扮演的知识分子茅盾夫妇为线索，以点及面，交代了故事的大致背景以及三条主线的分配：

就算是上升到了国家高度的题材，许鞍华都会以最自我的方式去表达，这正是许鞍华难得可贵的地方。

当我走出电影院，我很庆幸，许鞍华依然做着最本真的自己。

这些情报员所需要的镇定与伶俐不输给任何如今拿下奥斯卡的影帝、影后们，但是许鞍华没有刻意去渲染这份“特殊光荣”，周迅的脸上是沉着与自信，一语不发，期盼着胜利。

当然，影片中并不是没有国内观众熟以为之的线索，茅盾、夏衍途径香港退散，最后刘黑仔彭于晏与方姑周迅的告别，是为了去广东继续参战，这些线索成为了《明月几时有》中与大陆历史格局中交汇的地方，这也成为了一部香港历史与对岸连接血脉的重要标记。

许鞍华交给华语电影的从来都不会是枉然徒步的纸上谈兵，所以这次面对“抗日”如此宽大的题材，我多少是为她捏把汗的。

随后加入进情报组织的母亲叶德娴，平日里如同在电影《洪熙官》中叽叽歪歪的“护仔婆”，却在护送情报时判若两人。生活中“家长里短”的普通妇女与在国家面前“打死都不能连累队友”的民族英雄形成巨大的反差，许鞍华却用极为冷静的镜头去将这前后的转变归于平淡，直到叶德娴的“牺牲”，情感都没有被刻意放大。

在她的镜头下，现实社会的疾苦与真实被表露无疑：处女作《疯劫》以希区柯克式的悬念去还原一起龙虎山凶杀案，《投奔怒海》拍出人对命运不公的愤怒，《客途秋恨》移民潮下自喻出身，再到《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中平白至生猛的质朴。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平台“香港电影” 当得知许鞍华导演要接拍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明月几时有》时，心头猛地一揪。

香港的特殊地形决定了它无法发生场面剧烈的大战役，游击队在香港被零散得分落四处，那以周迅为代表的民间情报员的任务就成为了香港抗日期间的一个“特色”：午夜乔装出没百姓家门口，机灵得穿梭于港岛之上，分发宣传单以及人肉护送紧要信件。

在我的认知里，许鞍华导演虽在早期出现过良莠不齐的作品，但她的作品往往以小博大，从不被人所乐道的题材中挖掘出真知。

“克制”代替了“煽情”，许鞍华将一个平民英雄与香港精神中的“草根情谊”结合起来，还原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爱国市民。

40年代，日军占领香港岛，香港沦陷，“东江纵队”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以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为代表，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抗日的游击部队。

哪怕是走客场的地下党员卢巧音、村长冯淬帆、千金春夏、汉奸头子吴岱融，游击队队长吕良伟，刘黑仔的手下蔡瀚亿，方姑的朋友王菀之，媒人苑琼丹等等，许鞍华尽量将当时香港时局下的百态生活展现在银幕面前，在歌颂抗日精神之外，留足了文章去勾勒香港岛上发生的一些琐碎，这些情节都是许鞍华非常私人化的添置，成了一幅“众生百态”的岁月神偷。

值得一提的是，许鞍华安插了梁家辉这样一个叙述者的角色在内，他全片以黑白的伪纪录片形式对着镜头讲述这段香港的历史，犹如神来之笔。

《明月几时有》取材于真人真事。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无从得知，但作为一部影视作品，《明月几时有》没有过度的英雄主义色彩，不喊口号，不高举爱国旗帜，更不宣扬暴力斗争，唯一明确表明身份的，是刘黑仔一群人用俏皮口哨吹出的一首《神枪手》。

许鞍华用最朴实的语言去还原一个爱国故事，中国人一条心，不分地域，香港人爱国同样是竭尽全力，这部特殊的抗日电影在华语的抗日类型中开拓了新的一个篇章。

许鞍华纪录的是发生在香港的历史，这个历史或许不似内地观众所熟知的连贯的、递进的展现出不同阶级的斗争，比如《十月围城》中以孙中山一人为主线，其余角色陆续牺牲自我成全大我的民族精神，国家情怀也没有被抬举到一定的高度，在《明月几时有》中不断出现的是宛如苏轼的这首诗词的落寞，“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一位脾气倔强的26岁少女和她的上了年纪、婆婆妈妈的包租婆母亲，“以小见大”，不一直都是许鞍华不自觉重复的叙述对象。

这三条主线分别代表了党、民的共和力量，在互相羁绊的历史格局中，不断推动着“抗日”迈向胜利，游击队是党组织的英雄领袖；方姑周迅，手无寸铁的一介草民自发得加入到“爱国抗日”的队伍中，这是民心所向；平日光鲜亮丽游刃于上游社会的锦荣霍建华，实则分秒处于生命的无间地狱，他攻入敌方的正心脏，每一步的迈进都足以献出年轻的生命。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诗没有唱下去，战争还未胜利，明月当空照，不见完璧还。那些为民族胜利付出鲜血的人们，都是香港岛这块土地日后丰沃的基石。

作诗，在和平年代思念爱人，在战争年代，渴望自由与家园。

这是有些迷离的悲伤，你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为国家死了，谁还会记得，香港会记得，许鞍华会记得，她就用影像记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