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陈红：她负责成全陈凯歌所有的清高与羞怯

所以，在《妖猫传》的片头字幕里她和陈凯歌的名字先后出现，结尾字幕又是并置出现。以总制片人的身份。

但当我们向陈红描述这种感受的时候，她爽快地承认了：“那当然，没有爱情不会结婚吧，对吧！”

陈红描述她和陈凯歌开始认识时，“哎呀，就像现在粉丝对爱豆的感情。”

而陈红在家总是忙得手脚不停，结婚21年，她所有的妆都是在车里化的，一起出门陈凯歌已经等得不耐烦到长按电梯，她还在检查窗帘拉没拉好或者燃气关没关严。有时她洗完澡戴着浴帽浑然不觉地收拾东西，陈凯歌会忍不住提醒她能不能整理下头发——严重偏离了他对女性“应该如何”的认知。

从《梅兰芳》开始，她就推行“场工住宿一视同仁”、“根据拍摄同步放饭”的方式。《妖猫传》片尾字幕里，把14位厨师名字都放上去了。“我们大师傅可辛苦了，一天做4顿饭，眼睛都累红了。早上我们咸菜就有四五种，鸡蛋随便吃，点心随便吃，都是热气腾腾的。每天现场制片都密切联系，看着快好了就让准备放饭，每天都吃热乎饭，晚上还有宵夜，羊杂汤、鸡蛋炒饭、干炒牛河……关键是都非常好吃！很多人说在我们剧组比家里吃的都好。”

但关键是，就算是粉丝，她其实是性格坚定、自我强大的那一类。95年1月，圈内朋友聚会，陈凯歌跟陈红聊着聊着，问她：“你怎么一点都不怕我？”她反问“干嘛要怕你”。陈凯歌说“我挺喜欢你的性格”，她答：“喜欢我性格的多了。”

《妖猫传》里令观众惊艳的“极乐之宴”，拍摄之前面临三大困难：建筑内部没有轮毂灯槽可以吊灯；当地找不到适合扮演公子仕女的群众演员；开拍一周前，花萼相辉楼还是没有完全建成。

朋友惊叹于剧组的井然有序，“像部队一样，七八百人每个人各司其职，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那时候也拍了15、6年戏，从来没有在这种井然有序的环境下工作，我特别羡慕。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太幸福了。”陈红对《封面人物》感慨。

他突然有一点紧张：“也不是我不愿意干，这个东西还是有分工的，这是制片人的责任。她做制片人的能力就体现在，她可以拿到一份条件非常优越的合同，而且使得对方在和我们保持良好关系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的诉求。”

“首先他很有才，我喜欢他的电影。而且人又高又帅，英文又好，受过西方教育骨子里又很传统，我觉得是个很有魅力的人。那时候真的是有仰视的。”

她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当网友还在感慨，以她盛年的美貌，演《妖猫传》杨贵妃才最有说服力的时候，她成为了电影里整个唐朝背后的人：唐城建设，小到细节统筹，银幕上看到看不到的地方，背后都有她的付出。

“凯歌说了一句话，说陈红的美，在于她并不认为自己美。”

2、从明星变成一个会算账的女强人

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感情。“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交集，但每个人都还有一个自己的领地，那个领地你不要去改变，也不要去影响到对方。”陈红对我们解释。

在《妖猫传》这个案例上，条件优越指的是，剧组不仅不需要承担建设唐城的费用，甚至，从内装到墙面，从竹帘到壁画，都由投资方负责——剧组只需要把桌子椅子等道具搬进去，换言之，只有道具费，没有置景费。

4、一个妻子的寻常幸福

（摄影/薛建宇）

“我成就了我自己”，不做美女的陈红那么自豪于自己这份成就。

“是你不愿意干的吗？”

促使她转变的第一个刺激是《荆轲刺秦王》。那是1998年，两人婚后不久，剧组超支100多万美元，原因是“资金上的浪费，管理上的混乱。比如剧组跟某一个灯光摄影器材公司签了合同，那可能有人去跟他们借东西，其实是私活，但账都挂在了剧组。到最后你查一下账，用掉的大气罐、胶带、色纸……这些消耗品，都能拍三部电影”。

“那倒不是，倒是我离了他生活没那么丰富多彩。”陈红说，“现在真的是，小事大事，都对我不成问题。到今天，我对自己其实有一种窃喜，这种窃喜不需要和别人分享，就是对我自己的成长进步是非常满意的。“

“这事可能还真的只能你来干，导演干不了这事。”我们感慨。

腾讯娱乐专稿(文/叶弥衫 责编/露冷)

唯一可能觉得不幸福的，可能是像陈凯歌这样的导演。陈凯歌之后曾评价，好莱坞的电影机制，一定程度束缚了导演的创作力。陈红对我们回忆，当时在剧本阶段，就需要公司、制片人、导演三方签字确定，“现场可调整的空间是非常小的。但其实大家公认的是，剧本是一度创作，导演对剧本的再加工是二度创作。从艺术创作者的角度，确实是会觉得自由度下降了。”

陈凯歌很快回复，告诉她这是西夏文，并附以释义。

“我等于提包入住。”陈凯歌说，“很难，但她就能成。”

她将这种情绪带给了整个剧组。《妖猫传》拍摄期间，有朋友来探班，发现片场除了陈凯歌和演员交流、指导外，悄无声息。等待的时候工作人员其实都在场，有人在屋顶上趴着，有人在桌子底下扶着，但没人玩手机、吃东西，更不用说聊天了。

就算在90年代的荧幕上，陈红也很少扮演少女角色。以她那张明艳大方的脸，再青春的角色也带着点端然。后来她成为制片人、大管家，随机应变，进退有据，印象里，总是一副陈凯歌保护者般的姿态。

可以理解“不需讨好”的来由：过去她在荧幕上总扮演些大小姐角色，而生活中，她的家庭条件也很不错，“我的父母非常恩爱，从小生活也没有遇到过什么波折，在非常稳定的家庭里长大。”

即便在采访里我们都能发现，丈夫不记得妻子的一些细节，比如陈红生完孩子拍的《大明宫词》，但陈凯歌对我们说的是“那时候陈红怀着孕”；而妻子也不明白丈夫的一些趣味，比如陈凯歌每天必看《参考消息》——因为里面有一个专门说天文消息的版面。

1、弥合导演需求和现实难题的人

显然，她的花钱标准，相对于“省”，更在意“值”：既符合国情不会掉坑，也能凝聚人心激发积极性，唯一的代价，或许就是制片部门操更多的心。但反正，这位制片人，从事这行的直接原因就是夫唱妇随。

两周之前是陈红49岁生日，那天正值《妖猫传》宣传期，她没有给自己张罗生日，倒是她哥特地来到北京给她做了一桌饭。席间陈凯歌送了她一句话：“有你，是我们家三个男人的幸福。”

前段时间，陈红去伦敦看一些私人收藏展，见到有意思的就发到家庭群里分享。中途她看到一些天书似的字符，也拍下来@陈凯歌，“考考你。”

“是吧，他就是个移动的图书馆。他就是能永远带给你惊奇和惊喜。”她笑得像个少女，一点都不掩饰快乐和骄傲。

在外界标签之外，日常相处里，他们只是一对寻常夫妇。陈凯歌在家里总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是工作，就是看书。他的房间挨着厨房，陈红一旦在厨房嚷嚷，他就开门出来，慢条斯理提出交涉：”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

尽管陈红说自己忙到飞起，“像个立交桥同时干好几件事“，但结婚至今，陈凯歌每天出门从头到脚的衣服都是她给搭配的。

年近50岁的陈红，她年轻时候的剧照，仍然会出现在网络上各种美女盘点帖里。内地第一代琼瑶女郎，王扶林版《三国》中的貂蝉，在许多80后90后心目中，她的太平公主或嫦娥仙子，定义了“古典美人”的概念。

但在我们看来，那或许是，在这些文化人或女明星，大才子或大美女的虚名之外，身为两个“人”的相互吸引化学反应。陈凯歌曾在访谈中说过一个细节，晚上陈红以为他睡熟了，轻抚他的后脑勺，他继续装睡而心中剧动：“我还是她二十年前的陈凯歌，她也是我二十年前认识的陈红。”

他很显然被尬到了：“这事儿是一定的，但怎么你提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我怎么一愣。”

最后一个问题最为棘手。当时投资方和施工方存在纠纷：投资方因为工程质量不达标，拒绝支付款项，要求整改；而施工方知道开机计划后，不仅罢工，并且拟向剧组施加压力讨薪。陈红知情后，一方面找律师和施工方谈话，告知他们此事与剧组无关，不可诽谤。另一方面，要求投资方把款项给施工队结清。“唐城其实也是一肚子苦水，因为确实施工队在技术上材料上偏差很大。那我说，这个景里他们做了多少，还是给结清算了，下面就不让他们做了。”而后，陈红从剧组调集70个工人，当地又招募了50多人，重组团队紧急施工。而两笔施工费用相加，超过预算的部分，由剧组给予补齐。

“从贷款开始三年，你剧组不来拍，我这个景压在这里，也不能租给别人，也不能做旅游。因为是给你们的电影，我不能让别人先用了去。”陈红解释投资方的压力。

在成为这个独当一面的女强人之前，此前30年的人生里，陈红所需要做的，只是作为演员保持“自我的纯粹”：“每天听音乐、看书、琢磨角色，锻炼身体。”陈红回忆。无论是她或陈凯歌，一开始都没有想到，她将会成为制片人，除了成为导演的生活伴侣，更成为他工作上的左膀右臂。

确实，她不做美女已经很久了。结婚21年，她所有的妆都是在车里化的，一起出门陈凯歌已经等到不耐烦到长按电梯，她还在检查窗帘拉没拉好或者燃气关没关严。有时她洗完澡戴着浴帽浑然不觉地收拾东西，陈凯歌会忍不住提醒她能不能整理下头发。

使人不断追加投资固然是很大的困难，但还不算《妖猫传》最大的困难。“我拍戏最大的担心，就是景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但这点我得靠谁呢，其实就是得靠陈红。”陈凯歌说，“一共六年，她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去当地进行检查、督促、沟通的工作。”

“他哪干得了。我说都不能跟他说，我要跟他说了，他所有的情绪都在焦虑，还怎么去写分镜？”

2000年，陈凯歌在英国拍米高梅的电影《温柔地杀我》，陈红生完老二，带着孩子去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开始还是希望在演员的角度学习，但一经接触，就被好莱坞的制片机制所吸引。

“比如说，建筑上他们给刷那个绿的漆不行，我们要求重新刷。对方就说，不都是绿色吗，已经刷好了，再改又得几万块，凑合下算了。我说这怎么可以，一定要绿里偏点蓝，蓝绿里偏点绿。”陈红回忆。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组每一个人工作都有成就感，就连帮忙扶桌子的场工，一个镜头拍完，哇，我们完成了一个好镜头。我们有这样的创作氛围：每个人都认真对待工作，工作也认真回报他们。”陈红解释。

陈红负责解决所有问题：技术部门做了一个飞碟似的大铁架，挂了400多盏灯几十吨重，想尽办法给吊了上去，“完成了导演和曹郁要的八重光”。专门从北京找了二三十个群众演员拉到襄阳，“考虑到预算，也考虑到拍到脸的时候不让观众出戏”。

她拒绝剧组惯有的待遇三六九等，导演主演第一阵营，主创工作人员次之，而场工之类工种在待遇上居于末位。“我发现我们的场工住在非常非常次的地方，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被子脏了也没人换，他们在现场干的是最辛苦最脏的活，回去竟然没有热水洗澡。哎哟，我那个难受。”

大众最容易激赏的亲密关系，是两个艺术工作者的相互成就，比如，导演在缪斯妻子身上不断被激发起创作灵感；而女演员借着丈夫的镜头凝视，把自己最具灵韵的飘忽瞬间定格在银幕上。

这100多万美元，最后全落在导演身上。她把多年拍港台剧的全部积蓄都拿了出来，加上陈凯歌的积蓄，对方公司打了个折，把账平了。“可以说为那部戏我们家一分钱都没有了。那段时间经常做梦，抱着孩子在外面晒太阳，孩子被人抢走了。或者推着婴儿车，忽然发现车里孩子没了。”陈红总结，“其实就是焦虑。”

而陈红的工作就在这里：在导演需求和现实困境之间，她总是解决问题、弥合关系的那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她一面用自己的私人资源去帮助姜付军，一面“帮他转换观念”：“我告诉他，你不是在做一个旅游景点，你是在造梦。”

大概类似于，出现在橡树旁的一株木棉。

有时候他也主动开门出来，兴高采烈要找陈红说话，比如刚在网上看了个什么帖，网友把怎么打到台湾去都安排好了，哪些人要上公审台也安排好了。“我就说你能不能别给我念这东西，我还有一堆事儿忙呢。”

她所有账目的总栏，都是“帮到导演”。

划重点：

以她报菜名的架势，她说自己“爱吃”真的所言非虚。

进行过装修的人，可能都能理解这个过程中的痛苦。拍《无极》的时候，在香格里拉搭建的海棠精舍存在质量隐患，剧组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已经投入200多万元的建筑，此后，陈红一直狠抓质量。在《妖猫传》里，观众看到的每一帧精美构图，其实现基础，都可能是依靠陈红的争取得来。

尤其，投资方不光置景，还得是，“符合陈凯歌标准”的置景。比如电影里惊鸿一瞥的“北齐壁画”，其实所费不赀：先找美院的学生作画，再由美术团队做旧，“一面墙就是五六十万。”陈红说。

但陈凯歌陈红夫妇的彼此成就，却是另外一种模式。对此，陈凯歌也心有感念， “十五年来，她干的活都是比较脏、比较难的。”

而后，她的婚姻被认为是一件走大运的事情——毕竟，她除了“美人”这个标签之外，看上去并无其他。而他，却是中国最负盛名最具思想的导演。乃至于她之后放弃了自己的演员事业，专心给丈夫当起了制片人，也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应当的牺牲：毕竟，那是陈凯歌。

“我做事没有讨好的意思。我这人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就想把一切事情都帮你做到最好，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但这不是讨好你。”陈红对我们说。

连陈凯歌的朋友都这么问过他——陈红回忆，“有时候他们哥们儿之间也会问他：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会爱上一个女明星？”

13年夏天，唐城影视基地就已竣工，而《妖猫传》正式开机，却是16年7月。陈凯歌在这三年的工作，上映前后的报道里已经充分给我们介绍：他在唐城种了两万棵树，并等待它们长大——对一个艺术家，等待是实现他的构想不可或缺不容妥协的部分，但对企业家来说呢？

那是她和艺术家丈夫的一种分工方式：她负责保护他所有艺术家的一面，包括他个性里的，“羞怯”，她对我们形容这个比她大16岁、人高马大的男人。在陈红眼里，陈凯歌是知识分子脾气，耻谈金钱，别人欠了钱都没法开口去要，而陈红的一些做法，对他来说简直是震惊的：“比如我跟朋友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帮我们包个票呗。他就不能接受，他说你这不是跟别人讨钱吗？”

而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她也断无法接受吃盒饭，尤其是冷掉的盒饭的待遇。“这怎么吃，怎么干活？你又不能自己吃大餐，让别人吃盒饭。这于心何忍。”

1996年戛纳电影节结束后，陈凯歌直接飞到温哥华向正在拍戏的陈红求婚。在《一望无极》里陈红写到：陈凯歌求婚没有戒指，只有要求——要求她结了之后不能离婚。

我们听他慢条斯理讲完，说：“哦，那不是因为她特别爱你吗。”

“这些东西说起来简单，其实挺费思量。如果是个特别柔顺的女性，那很自然，但她又不是那样，你可以看到她性格上矛盾的相辅相成。”陈凯歌正反辩证，头头是道。

“像一起工作了几十年，运转自如。”演员们提前进组，剧本围读时间不少于七天，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到片场，下午还给安排一场下午茶。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如果第二天的戏需要一个烟灰缸，那么前一天美术部门就会给导演六种方案，方便他根据现场的颜色或预期的效果进行选择。“不仅比导演想的多，还比导演想的好。”

“怎么总感觉导演离开你生活不能自理。”我们感叹。

3、负责保护他所有艺术家的部分

提高伙食、住宿标准自然会增加制片成本，但陈红觉得，完全值得，“这笔账要会算。”——在她为我们算账的过程里，这句话出现了两次。因为，“大家吃得好，相处开心，每个人都很自觉，都愿意多干点活，让导演高兴自己也高兴。我们每天完成9个镜头，最后按期完成。一般电影没有按期完成的，延7到10天是正常的，这就相当于帮我们省了350万到500万。”

而陈红的回答更干脆，“我觉得他是我们家的一个财富。”

然后呢？“然后每次大家一起吃饭，他觉得我要开始说了，就出去上厕所。不光不要提，连听也不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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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对我是一种存在，我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存在。就是你知道她在，这就是一个支持。”陈凯歌对我们说。后来，他描述电影之于他的意义，也是“一种存在”。

唐城建于湖北襄阳。当地企业家姜付军希望发展文化产业，而剧组需要一座长安城用于拍摄，双方一拍即合。但开始时投资预算是2.5亿，到现在，整个唐城项目投资已经到了17亿，其中用作《妖猫传》拍摄的唐城影视基地部分有7亿。

在我们的理解里，这要求不仅是约束对方，更是以此限制了他自己。不过，结婚20年后，陈凯歌大约发现当时的多虑，因为，“她是把在感情上、婚姻上钟情于一个人的幸运带给我的人。”他曾感慨。

但聊天时，却不时感到她其实保有天真姿态。比如夸她的两个儿子修养好，有超过同龄人的沉稳，她很真诚又很天真地自问自答：“是吧？是不是因为他们爸爸40多岁才生他们，所以他们生下来就带着老灵魂？是吧？我是觉得夫妻俩都很年轻生下来的孩子是不是就不那么成熟？”

那陈凯歌的回复呢？

“导演也太百科全书了。”记者感慨。

两年后，陈红开始担当制片人。陈红制片风格不同于过往国内制片，也不同于好莱坞，若要总结，大约只有一句话：全心全意为导演服务。

这样的吵吵闹闹牵牵绊绊，六年里陈红和姜付军发生过不计其数，“恨不得都能打起来”，但也因此成了好朋友。这类战役中，陈红总能取得胜利的原因，除了绑在一条船上的无奈，一定意义上，投资方确实也服膺于艺术品质。如今唐城要进行第三期建设，姜付军还是希望请陈凯歌团队做美术设计，“你们已经把我的眼光提升了，不可能再回去了。”

这对夫妻看起来性格迥异，陈凯歌一直被视为中国导演中最有思想的一位，而陈红，过去很长的日子里，大众对她仅有的印象就是美。“有时候他们哥们儿之间也会问他：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会爱上一个女明星？凯歌说了一句话，说陈红的美，在于她并不认为自己美。”陈红对我们说。

她开始意识到嫁给艺术家意味着可能还有另一层意义，“既然要和这样一个人生活，那我就得要去捍卫这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