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避免用文人政治思维来回应现实的政治处境

鲁迅先生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很好概观了这些特点。“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高度紧张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人们依然要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依然要表达自己的人生期望、政治期待、未来想象。即使是“竹林七贤”，在药与酒的自我麻痹当中，也还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么恳切的、文学性的、关于人际交往的极其有分量的作品。

（本文为嘉宾在闲谈系列“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活动上的部分发言，经嘉宾本人修订，编辑：邓铠缤。）

我们的文学随着朝代更迭而演变。先秦散文各具风采，鲁迅先生对此做了非常精彩的归纳，要看庄重严谨的当然是孔孟，看汪洋恣意的是老庄，各有写作风格。后来是汉赋，再后来是唐诗宋词等等。《读书》上曾刊载过葛兆光先生的一篇文章，当时我觉得他的题目很可怪，“唐诗之后是宋词”，我说难道还相反吗？“宋词之前是唐诗”？

笼而统之的文学思维可能掩盖了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当然这不需要由文学负担责任，而要由文人负担相应责任。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强调的一样，文人的出现，常常因为一个民族丧失了对文学的偏爱，丧失了对文学的执着，把文学变成一种搪塞生活方式的一种恶的产物。对我们来讲，如何真正回到中华文明表达文学才情的古典传统，而又能够免除以文人政治思维来回应我们现实的政治处境，可能需要对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在认知上做必要的清理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再出发当然包含着我们重温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这一主题。（完）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为什么在“中华文明再出发”系列要专门设置一期“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的主题？对中华文明来讲，一般我们谈的宏大话题和抒情达意的文学似乎隔得比较远，但如果谈中华文明不谈中国文学，谈中华文明再出发不去刻画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那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损失或者是极其严重的缺陷。原因就在于，文学乃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借重的最重要的方式和路径。

直到今天，人们去读一读《饮冰室合集》，就知道以文学求解放，成为中国寻找现代出路、中华文明现代转折最重要的动力。文学之功，超出人们一般想象。直到当代，改革开放兴起，大家也知道，在精神世界当中就是大众文学发出伤痕文学的声音，让整个社会为之一震。那时候，社会科学尚未兴起，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不像今天这样担负着如此繁多的社会政治功能，而担任繁多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学科是啥呢？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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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际上，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原初状态下有了文明觉醒以后，以一种被今天命名为文学的形式，不是文学分科的形式，这远远不是中文系能够负载的，而是对整个文史哲、政经法都有承载。

只不过现在的分科教育，让我们把文学仅仅安插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范围内，而且把文字、语言和文学、文学和艺术切得很碎，以至于我们很难再去观察中华文明在其历史当中所表现的非常圆融的文学才情。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也是现代学术分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晚清的开科取士不能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所谓声光电化的现代学校就开始进入分科教育的当下状态。回望传统，我们需要在分科教育之外看看中华文明的文学发展。

今天人们深沉缅怀“80年代”，实际上80年代表现中华文明现代转折的生机，是借助了中华文明悠久的文学才情的。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正因其表达得特别充分，让社会批判和浪漫情怀既相互对抗，又有效补充，形成了既批判社会又推动社会进步、既表达世界又再现这个世界的文学进路。

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一方面它有悠久的历史，另一方有代际演变，再一方面与社会存在复杂互动。因为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与中国社会的起起伏伏、朝代更迭、繁荣昌盛和衰退衰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文学也成了中国社会政治批评和社会政治动员表达最有效的方式。比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最关键的时期，梁启超先生创造性模仿日本的现代文体，与中国特有的表达相结合，“笔端常带感情”，因而掀起近代启蒙狂潮。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

孔子晚年整理的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人称之为“六经”。《乐》现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为“五经”。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给朋友山涛（字巨源）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嵇康听到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荐举他代其原职的消息后写的。信中拒绝了山涛的荐引，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申明他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

文学这种东西，既然是中华文明当中的一个综合性载体，因而这方面我们倒不妨认其增加分科意义上文学史的光彩，实际上也是增添中华文明本身的光彩。事实上，中国的社会批判也好、社会进步也好、理想表达也好，借助文学的方式比借助于分科之后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方式，显然要多得多。

文学可以在政局非常糟糕的情况下表现人的深情、气象和理想，也可以在非常繁盛的情况下下如汉唐气象这一中华文明发展的鼎盛状态中，通过唐诗的方式来表达那种意绪飞扬的文人情怀。文学家对生活的诗意把握，也感动人心：“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浪漫主义文学情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式的中国抒怀，至今引人实践。文学所负载的中华文明发展的信息，相对于我们之前讨论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要丰富的多。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当我们对文学的偏爱失去了文学本身的载体，而仅仅保留下文人的习气，问题就出来了。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文学就因此变成了文人政治思维的载体。诗性而浪漫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方式，就必然妨碍我们在现代社会要素充分分化的情况下，可能借助于文学之外的、让人更冷静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因素的作用，来理性、严峻地面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事实。

其实这个题目有深意，呈现了唐宋中国抒情方式的历史演变——中华文明的文化负载方式不一样，写诗是自由抒情，而填词要按词牌规则进行。儒家文化的社会伦理规训在其中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到宋“四书”有了朱熹的官方标准读本，抒情达意之时，以文明的政治规训作为动力，已经让其越来越显出合乎政治要求、合乎社会节拍、合乎伦理价值的特点。“发乎情，止乎义”的格局终于落定。

文学是中华民族思维借重的最重要的方式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表现了非常圆融的文学才情

作为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对我国古典文学也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他曾经计划写作《中国文学史》，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留下来的只有这本《汉文学史纲要》。该书原系鲁迅于1923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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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现代转折生机借助了中华文明悠久的文学才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流亡日本十三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日本人译著的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书籍。图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办大同高等学校时与该校师生的合影，其中坐者右四为梁启超。

对诗这个传统来说，很显然不仅仅是抒情达意，还有社会批判、理性表达、理想刻画。在儒家那里，被规训了的诗的传统记载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信息。孔子就特别讲“诗言志”，跟人生志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读诗“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跟学习知识相贯通；“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跟德性修养直接关联起来。

中华文明的文学才情表现的是我们民族在原初状态下有了文明觉醒以后，以一种被命名为文学的形式，而不是文学分科的形式，这远远不是中文系能够负载的，而是对整个文史哲、政经法的承载。它与中国社会的起起伏伏、朝代更迭、繁荣昌盛和衰退衰落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成了中国社会政治批评和社会政治动员表达最有效的方式。笼而统之的文学思维可能掩盖了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当然这不需要由文学负担责任，而要由文人负担相应责任。

文学在中华文明当中的地位当然跟我们区分的现代各种社会要素——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传统、习俗有重大的不同。中国文学的发育当然非常早，最初没有现在现代学术分科这么糟糕的区隔状态。比如诗的传统，诗、书、礼、乐、易、春秋，那是中华文明整个最重要的源点，但诗的传统是中华文明文学才情最原初系统的呈现形式。

曾经有人对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做了比较，说这两个民族都是非常富有诗意的民族，擅长的不是理性、理论思辨工作，而是抒情达意。我们这一期主题本来叫作“中华文明的抒情传统”，后来有人批评，中国的文学传统怎么叫抒情传统，难道抒情之外就没有批判、没有建构？所以我们从善如流，因此我们说这期从文学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壮大，用一个更中性的词——“文学才情”来加以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