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同事亲述朱旭：一个生活里口吃,台上却可以说1800字的人

学唱京戏

为此， 朱旭联想并提高到一个理念的认识：“个性，是指人物性格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人物矛盾的特殊性的表现。‘四人帮’反对人物形象自身矛盾，他们用以反对的论点是——难道烈士就义的时候一定要动摇吗？难道写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一定要写缺点吗？似乎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的矛盾了，他们根本不懂得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同时，梁秉堃认为，朱旭性格上的最大特征是幽默。“这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只有对人生有深刻认识的人才能幽默。”

1958年的春天，笔者和朱旭同在剧院组织的一个演出队工作，由田冲和朱琳率领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巡回演出《刘介梅》。朱旭就扮演主角刘介梅。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在野台子上进行露天演出。在演出当中，朱旭于不经意的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天上刮着西北风，不断有沙尘袭来，几个小观众趴在台口上看戏，孩子们的小脑袋瓜儿上全是土，象一座座泥塑摆在那里。当戏演到地主硬是把得了大肚子病的刘介梅赶出门外，刘介梅和父亲抱着祖宗牌位，大声哭喊苍天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儿异常激动地扬起脸起来，他的小脸蛋儿上泪水冲出了两道沟，他抬着头一边抽噎着，一边大声叫骂：“操你妈！地主。 ”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使朱旭印象深刻，久久难以忘怀。

“写意中有写实，写实中有写意，”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北京人艺表演方法。老艺术家们掌握了，朱旭掌握了，一切后来者理应同样要掌握它！

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大赛”颁奖大会上，朱旭作为话剧表演艺术家被特别邀请出席，并且清唱了一段《甘露寺》的乔国名段。事后，一位梨园界的老演员说：“朱先生的清唱本身可能还不那么完美，但是他却有神、有味，能够余音绕梁三日。这就叫作‘功夫’！”那么，这里的“有神”和“有味”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正如他在电影、电视剧和话剧里的表演一样，即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寓庄于谐，以及浑然天成的冷幽默风格。看来，触类旁通，艺术门类之间都是你我都相通的、互补的。

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于9月15日在北京病逝。国家一级编剧梁秉堃为腾讯《一线》发来此文，回忆他所认识的朱旭。

矛盾中展现

在剧院里大家都说，朱旭的表演富有很强的幽默感，并能够作到真实可信、自然流露，不显刀斧的痕迹。请注意，这是很不容易作到的事。

朱旭在《三块钱国币》里扮演的一个穷大学生杨长雄。 按照作者丁西林先生的解释，此人“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但是，杨长雄最后竟然被阔太太吴某讥讽为“说话不通”，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故意打碎了对方的一只花瓶，有理真的变成了没理，无奈之下只好赔出三块钱国币。通过这个人物表现出的矛盾现象——庸俗有理，正义不通，确乎是可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

艺术“混蛋”

文/梁秉堃

注：本文原标题为《圣坛上的朱旭》，发表时有删改。

首先引用一位著名戏剧评论家很有斤两的话：“我对朱旭先生的表演，历来是一个崇拜者；不论话剧，还是电影，甚至电视剧，只要是朱旭演出的，我必看。我喜欢他的表演风格，我欣赏他的台词的魅力，我更沉迷在他的表演的韵味之中。我不知道他是属于怎样一个表演的派别，又是怎样的传承，我认为在北京人艺的老一辈艺术家中，他也是独树一帜，独具一格的。他就是他，同于是之、郑榕、蓝天野，都可以区分开来。他的表演有一种书卷气，但绝不是书呆子，也不是演什么角色都像书生，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修养，一种内蕴深厚的气质；因此，你听他的台词，其中的抑扬顿挫，都别有一番韵味和境界；而他的举手投足，绝对是具有分寸感的，具有尺度的；这分寸、尺度，同样来自对于人物的深切的体会。”

朱旭在《名优之死》里扮演的琴师张先生。这个角色戏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正经台词，但是他非常愿意扮演， 因为张先生是一个有矛盾的人物形象。刚刚有点儿名气的京剧演员刘凤仙，开始演戏不认真，练功不刻苦，角儿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张先生心里清清楚楚，很看不惯。由于是伺候角儿的琴师，只能礼节周到，说话和气，规规矩矩，因此对于凤仙的事也就不便说什么。他来到凤仙的房子里想帮助练练嗓子，可对方竟然还没有起床，于是，他把不满意的话说成非常象恭维的话：“大小姐，还没起床哪？”当刘振声解释说“昨天晚上散了戏，又排了排新戏，睡得晚了点儿！”以后，他明明知道这是师傅护着徒弟，言不由衷，也是不对的，却马上表示：“嗷！是是是！”，拿上胡琴一走了之。朱旭认为扮演这样一个心里有话没有说出来的人物，对于演员来说却是非常过瘾的事，因为通过抓住人物特定的矛盾就会使人物形象一下子具体起来，生动起来。

《圣坛上的朱旭》

这不正是“北京人艺的一些成果，都是在反反复复与困难、与矛盾、 与复杂事物的斗争中取来的”吗？（曹禺的话）

台上不“口吃”

《红白喜事》是一个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喜剧，朱旭扮演的三叔是一位农民成长起来的小知识分子，头脑里既有农民意识影响的狭隘观念，又有社会开明思潮产生的新颖认识。为此，他在把握这个人物基调的时候，既要有点儿土味儿，又要有点儿洋味儿；既要有点儿粗俗浅显，又要有点儿高傲自负；既要有点儿认真实在，又要有点儿哗众取宠，……。对于这样一个从生活里走出来的，性格反差比较大的，语言相当风趣有味道的人物形象，观众不能不信，不能不笑，也不能不喜欢。记得，当时在排练的过程中，剧本是边排练边修改的，特别是全剧结束时郑老太太已 经病危卧床不起，后事也已经准备妥当，在这种情况下，郑家兄弟们的台词应当既简炼又深刻，最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这里到底应当怎样设计呢？内容是什么，形式该如何，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又莫衷一是。最后，在热烈讨论的小组会上，朱旭往往是不大发言的，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常常不想准的事，不想好的话是不大肯说出来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找不到什么好办法的时候，他突然开了腔说：“你们听听，要由我来这么一句台词怎么样？”大家让他赶快说出来。他想了想说：“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咱娘咽气咧！”他的话音未落，立即引起大家含蓄的笑声和赞同的掌声。 导演林兆华兴奋地马上拍板，就这样定了下来。一定意义上看，这个戏是以喜剧的方式给封建思想意识敲响丧钟的，这样一句台词正好是给全剧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幽默地画了圈，点了题。而且，朱旭在表演的具体处理上，在“现在是万事俱备，”之后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停顿，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企盼，然后再用非常轻松的语调、语气说出：“……就等着咱娘咽气咧！”应当说，这是一句想得深，说得俏的精彩台词，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俏丽的形式；既让人容易记住，又让人不忍心忘掉。

宝刀不老

这正是朱旭“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 才找到了‘自己的创造道路’。”这也正是人艺艺术圣殿之所在。

前些年，报刊编辑来约稿，要我写一位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于是就写了朱旭，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等着娘咽气”

表演的韵味

梁秉堃1954年进入人艺，与朱旭相识多年。在他看来，朱旭的表演既为行业所称道，又被广大观众所认可，主要在于朱旭坚持了“民族化的现实主义”，用朱旭自己的话来说：“我继承了北京人艺的传统。”

有许多观众对于在电影和电视剧上非常走红的朱旭，是比较熟悉和喜爱的，仅仅就其演过的四部电影《心香》、《变脸》、《洗澡》和《刮痧》获得好评，便可足以证明。然而，人们并不大了解他还有着一个很长很深的话剧表演历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从话剧舞台走上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的演员，他的“根”还一直深深地扎在舞台艺术里。实际上，他也是一位自从北京人艺建院开始——1952年6月12日——就在剧院里演戏的演员，在这里贡献了他的整个青春和中年。那些年里，他先后在《悭吝人》里扮演过雅克大师傅、《名优之死》里扮演过琴师张先生、《刘介梅》里扮演过刘介梅、《女店员》里扮演过卫默香、《三块钱国币》里扮演过杨长雄、《咸亨酒店》里扮演过阿Q、《屠夫》里扮演过伯克勒、《哗变》里扮演过舰长魁格、《红白喜事》里扮演过三叔，等等。应当说，他是从青年时代来到剧院，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实践的增多，逐步走向成熟和成功的一个演员，一个剧院的艺术骨干力量。然而，在人们注意到朱旭所塑造的舞台人物形象真实自然、性格鲜明、内涵深刻和生动有趣的同时，更多地欣赏他表演上的喜剧才华。

观众的启迪

朱旭在美国名剧《哗变》里扮演一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能言善辩、自尊极强，以至精神失常、语无伦次、口出秽言、性格偏狂的魁格舰长。此人物最为犯忌的是在舞台上，没有什么行动作为，不用形象展现情节，事件是过去的生活全要靠说出来，就这样演员要一口气“干说”出1800个字的长篇台词，不能慢，更不能断。开始，朱旭真的发了愁，没了辙。怎么办呢？应邀来的美国导演赫斯顿告诉他：“魁格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理直气壮的，没有乞求人家理解的时候，说这段台词的态度应该是——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吗？！”这就启发朱旭一步步接近了人物，最后终于驾驭了角色。首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观众听进去了，坐住了，并产生了极大兴趣和联想。演出结束以后，赫斯顿紧紧地抱住了朱旭，说：“谢谢！谢谢！”朱旭也由衷地对赫斯顿说：“应该是我非常感谢你！”然而，又有谁知道，朱旭在生活中竟然是一个有“口吃”毛病的人啊！

当年，朱旭在莎士比亚的名剧《请君入瓮》里，扮演过一个“大混蛋”，观众可以通过表面的“混横不讲理”表现观看到、联想到那人物背后深刻的内涵，精彩的表演受到了圈子内外的人们一致交口称赞。凑巧的是，还有一位青年演员也扮演了这个角色，虽然在生活中他的身上很有几分与人物相似之处，但是表演出来却不见精彩，主要是不能引起观众的联想和思索。为此，一天于是之对笔者说：“看见没有？XXX演的是一个生活中的大混蛋，而朱旭演的是一个艺术中的大混蛋！”两厢比较，却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之遥。

我想——

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不少，然而像朱旭这样宝刀不老，依旧活跃的舞台上、银幕上和屏幕上的高龄表演艺术家却是绝无仅有的。仅就最近一些年来看——2003年，他已经阔别舞台十年依然参加了北京人艺以抗击“非典”为题材的话剧《北街南院》之演出；2005年，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六十周年，他又毅然参加了北京人艺《屠夫》的复排演出；2008年，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再次参加了北京人艺《生．活》之演出。…… 最有意思的是，朱旭每次演出以后都要说上一句：“这是我最后的谢幕演出了！”可是，到时候他就管不住自己，还会再演、再演、再再演。为什么呢？大约就是他对于舞台艺术那份揪不折、扯不断的深情厚意吧。虽然，他在创作时心里已经是“又想又害怕，越老越没底”，但是依然坚持着“我死也要死在舞台上”的崇高愿望。正如曹禺老院长所说：“许多年纪大、体力弱的伟大演员，死也不肯离开他的舞台。历史上很有一些演员，鼓尽最后一口气，读出悦耳的台词。天才的莫里哀是其中之一，他死在舞台上。他们的灵魂仿佛追随流动的仙乐，在神妙的舞台上歌唱。他们像服了仙药。永远不死的青年，享受着无穷无尽的欢呼与赞美。赞美是蜜一般甜的。但对于一个伟大的演员，沉浸在人物创造的快乐中，这才是大海一般汹涌的吸引力。他比孙大圣还高明，一生岂止有七十二种形象变化？从前，京剧大师杨小楼，早被认为衰老，还要在舞台上献出他神奇的艺术；孙菊仙九十岁，居然还要演唱《四进士》。这样对舞台的依恋岂是偶然？又何止是我们的前辈？舞台，对今天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来说，就是他们献身的圣坛。”

朱旭解释道：“这个孩子的语言、外表和他那纯洁的心地是不统一的，矛盾的。但是，他的形象有很强的感染力，我总忘不了。 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代里，我们演出过一个农村戏， 英雄人物的衣服也与其他人物不同，特意用毛料子做的，他的语言也都是‘经典式’的。 我想到了那个孩子的形象，如果按照这样去‘提高’，他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概是一个身穿毛料制服的英俊少年，两眼发出严肃的目光，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地主阶级！’那些年，这种不伦不类的形象在舞台上是屡见不鲜的。”